【典型意義】
突破親子關系證明困境：在本案中，面對王某去世后無法進行 DNA 鑒定以確認親子關系的難題，法院依據法律規定，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，認可婚生子女的平等繼承權，突破傳統證明模式，避免因技術阻礙導致未成年人權益受損，保障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繼承權利。
情理法融合修復親情：法院不僅關注遺產分割的法律層面，更重視親情關系的維系。通過調解，從法律規定到親情倫理，引導當事人換位思考，化解矛盾，讓原本反目的姐妹重歸于好，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，為處理類似家庭糾紛提供了有益借鑒，展現司法在維護家庭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。
【案情簡介】
王某生前經歷兩段婚姻，共育有 6 個女兒。其中，二婚妻子生育的 2 個女兒尚未成年，而另外 4 個女兒是其與前妻所生。王某去世時未留下遺囑，遺產繼承隨即陷入混亂。4 個姐姐堅稱 2 個妹妹并非父親親生，強烈要求進行親子鑒定以剝奪她們的繼承權。然而，由于王某已離世，DNA 鑒定無法開展。在無法通過科學手段驗證親子關系的情況下，4 個姐姐拒絕讓 2 個妹妹參與遺產分配，家庭矛盾迅速激化，遺產分割工作陷入僵局。無奈之下，2 個未成年妹妹的母親代其向河北省保定市蓮池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，尋求公正裁決。
【法院調解】
案件受理后，法官敏銳意識到此案不僅關乎財產分割，更涉及深厚的情感糾葛與家庭關系修復。法官決定以調解作為解決糾紛的首要方式。在調解過程中，法官充分運用情理法結合的策略。一方面，詳細向雙方闡釋繼承遺產的相關法律規定，明確指出在缺乏相反證據時，婚生子女依法平等享有繼承權，為調解奠定法律基礎；另一方面，從親情角度出發，動之以情，強調父親已逝，姐妹之間不應因財產問題反目成仇，年幼的妹妹更需要家人的關愛與支持，引導當事人換位思考，逐步緩解對立情緒。經過法官的不懈努力與耐心調解，4 位姐姐最終放下心中執念，同意將父親遺產平均分配給 6 個姐妹，并由母親代為管理 2 個未成年妹妹的繼承份額，確保她們未來的生活與教育得到妥善安排。
【專家評析】
爭議焦點一：如何在缺乏直接親子關系證明（如 DNA 鑒定）的情況下認定繼承權。本案中，王某去世導致無法進行 DNA 鑒定，法院依據法律規定，在無相反證據推翻婚生子女身份的前提下，依法認定所有女兒均有平等繼承權，體現法律對未成年人權益的優先保護以及對證據規則的合理運用。
爭議焦點二：如何在遺產糾紛中平衡法律公正與親情修復。法院通過調解，將法律規定與親情倫理相結合，成功化解家庭矛盾，既維護了法律尊嚴，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，又修復了親情裂痕，為類似案件在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方面提供了范例。
【法律指引】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條規定，遺產按照下列順序繼承：（一）第一順序：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；（二）第二順序：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。繼承開始后，由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，第二順序繼承人不繼承；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的，由第二順序繼承人繼承。本編所稱子女，包括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女、養子女和有扶養關系的繼子女。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三十條規定，同一順序繼承人繼承遺產的份額，一般應當均等。對生活有特殊困難又缺乏勞動能力的繼承人，分配遺產時，應當予以照顧。對被繼承人盡了主要扶養義務或者與被繼承人共同生活的繼承人，分配遺產時，可以多分。有扶養能力和有扶養條件的繼承人，不盡扶養義務的，分配遺產時，應當不分或者少分。繼承人協商同意的，也可以不均等。
